Re:敘利亞沙盤推演〈蕭遙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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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再韜光養晦：中國介入敘利亞的外交變革

在敘利亞危機，北京由昔日慣於在聯合國被動投棄權票的次要角色，變成主動投反對票、派外交官調解衝突的大國，固然反映了它要當盡責任大國的新定位，但魔鬼和天使都在細節，更值得留意的，還是中國調解衝突的理據和立論。

中國不斷強調「一隻巴掌拍不響」，認為敘利亞出現人道危機，不單是阿薩德政府的責任，也必然有反對派武裝份子的責任，因此單方面把責任歸於任何一方，都是有欠公允的，危機應該以「調解」解決，而最有公信力的調解員，自然非「沒有利益」的中國莫屬。以上立論本身，在阿拉伯世界原來不乏支持，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後，反對派武裝違反人權的報告逐漸浮上水面，容易令人擔心敘利亞反對派是否亦復如是。敘利亞反對派龍蛇混雜，不受單一組織掌控，若說完全沒有犯下人道罪行，西方也不會相信。問題是戰鬥時，任何一方白璧無瑕幾乎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方犯下的人權罪行明顯多於另一方，中國以上態度，就難以得到輿論支持，這正是西方以外，不少阿拉伯國家這次也對中國不滿的原因。

但不談道德問題，單論策略，當能發現中國的外交姿態，暗示了兩個重要訊息。第一，既然對利益關連有限的敘利亞要調解，理論上，中國日後也有責任調解一切重要國際衝突，某程度上，這已修正了一直以來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信條（雖然北京今天會認為「調解」不同「干涉」，但昔日中國不願意投否決票，卻是以「不干涉別國內政」解釋）。第二，根據上述邏輯，只要日後國際衝突的其中一方犯下人道罪行，而另一方沒有武裝還擊、沒有犯人道罪的空間，中國是不一定反對國際社會軍事干涉的，這再次修正了「不干涉別國內政」信條。兩者都說明，中國日後會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另一個中國不斷強調的原則，是尊重聯合國，希望談判在聯合國授權的框架下進行，以免出現像伊拉克戰爭時、由美國繞過聯合國單邊主導的「志願者同盟」。有趣的是，中國最終參加的「敘利亞問題行動小組外長會議」，雖然由聯合國特使兼前秘書長、同時也是阿拉伯聯盟特使的安南主持，在聯合國的日內瓦辦公室召開，但它是否正式屬於聯合國框架的延伸，也不無疑問。起碼它的成員組成，就沒有規則可言，完全是大國妥協的結果：俄羅斯原來建議的參加國家，包括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以及敘利亞所有鄰國（特別是伊朗），但美國堅決反對伊朗參加，俄羅斯也反對大力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沙特參加，作為報復。最後獲邀出席的，在五大國以外，只有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爾；伊朗就不斷說這個會議沒有代表性，也不能代表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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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這個「行動小組」的接受，同樣暗示了兩個重要訊息。第一，原來只要安理會五大國認可的框架，就可以算是「屬於聯合國的框架」，中國就會接受，這令五大國除了擁有否決權，也有了實質上的議題設定權，這對希望拓展外交能量的中國而言，尤為可貴，也會令北京對安理會要加入日本、印度等其他新成員的提案更抗拒。第二，由於中國堅持一切調解都要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有了上述對「聯合國框架」的延伸定義，這就提供了中國調解其他衝突的理論基礎，令北京日後「理所當然」的，要獲邀參加國際調解事務，不會再像波斯尼亞內戰後，沒有大國想到邀請中國調解；也不會像上次利比亞內戰那樣，中國在聯合國以棄權票默許了設立禁飛區，就被美英法取去了那個「聯合國框架延伸」去空襲利比亞。

根據這些變革，雖然中國有需要自圓其說的事（例如為何北韓核危機的六方會談不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但大方向是不能回頭的：從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被與時並進地大幅更新，無論北京處理敘利亞危機的口碑如何，都宣示了「韜光養晦」時代的終結，這才是敘利亞危機對中國外交的最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學者也公開呼籲中國盡大國責任，牽頭介入敘利亞危機，以分擔力不從心的美國的負擔，例如以「虛擬歷史」成名的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格遜（Niall Ferguson），就在權威的《新聞周刊》如此撰文，掀起了一些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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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解員的利潤：老羅斯福外交的啓示

通過介入敘利亞危機，中國調整了外交政策，合理化它對世界事務的參與，這是宏觀效益。至於在微觀層面，中國作為調解員，又有甚麼得失？

道義的「雙失」與「中國半島台」

雖然北京希望證明敘利亞反對派犯下人道罪行，但西方和阿拉伯社會普遍認定，阿薩德政權要對屠殺負主要責任，除非北京能提出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屠殺是反對派嫁禍政府，否則中國會失去道德高地。過去阿拉伯各國對北京存有一定好感，但這次中國處於阿拉伯聯盟的對立面，而不少阿拉伯聯盟國家像突尼西亞、利比亞、埃及、伊拉克等，都由茉莉花革命後的民主政權管治，這更容易被演繹為中國對中東、北非民主化的缺乏信任，令中國再失去另一個道德高地，是為「雙失」。法國華裔學者張倫就在BBC撰文，認為這是中國外交的「道義缺失」；假如處理不善，足以影響中國改善中的軟權力。

但這是否代表中國失去具體利益？卻不一定。根據以往經驗，中國從「雙失」得到的啓示，恐怕不是如何疏理人權和主權的關係，而是會認為這是中國缺乏國際輿論配合的苦果。既然中國有意長期當國際調解員，自然要加強對世界各地的輿論宣傳，例如讓新華社啟播阿拉伯語頻道，讓中國的聲音和CNN、BBC、半島台等並駕齊驅，相信這早晚會是中國的重點策略。

在調解過程中，北京雖然曾派特使到敘利亞，但沒有提出任何具影響力的方案，也不同美俄，在當地沒有實力支持其調解。但「被調解」後，中東各國卻不得不接受不能忽略中國的事實，而中國也能逐漸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例如第一手瞭解敘利亞反對派的成份，以便從中爭取個別派系為代言人；又或在列強忽略的地區捐贈福利物資，以爭取戰後重建時在相關地區／項目上有一定優勢。這些社會資本，不會千里外憑空而降，只能通過實地參與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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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以調解之名拓展利益的外交政策，不期然教人想起喬治布殊的偶像，百年前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老羅斯福一生以胡蘿蔔加大棒的擴張主義馳名，但他進入東北亞的中介，卻不是出兵，而是當日俄戰爭的調解員，更因而獲得諾貝爾和平奬。雖然美國當時的實力並不足以全面滲透東北亞，但當時沒有其他國家適合當調人（英國與日本結盟、法國與俄羅斯結盟），老羅斯福當仁不讓。他通過調解，除了直接影響了東北亞列強最高層人員，更對日俄和中國東北的虛實有了第一手觀察，也建立了種種關係，這是他參與東北亞事務的重要部署。讓各方通過調解維持均勢、互相制衡、不能獨大，而又足以保護美國「利益均沾」做生意，讓美國不戰而屈人之兵（對小國則施以大棒），是老羅斯福調解外交的指導思想。因此他除了調解日俄戰爭，也調解了1906年德法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機。雖然老羅斯福贏得不少國際讚譽，但朱衛斌等中國歷史學者，則視之為美國變相取得中國東北利益的取巧行為，暗示調解也是美國爭取利益的手段。中國今日的綜合國力，有點像百年前的美國；北京參考老羅斯福的調解外交，無論有心還是無意，也是順理成章。

其他大國近年也有通過調解國際衝突，謀求自身利益的案例，例如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2008年調解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即為典型。假如敘利亞危機的結局不會太出乎北京之料，持續不斷、而不是間歇地通過調解提升國際地位，從而擴大國家利益和影響，足以成為中國外交一項新目標。在學界，關於第三國如何通過調解影響國際局勢的研究不少，MariekeKleiboer發表於《衝突解決期刊》的論文《理解國際調解的成敗》提出了四個模型，最值得北京參考。

(9)(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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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佬，沈旭輝唔會只係講兩句。唔好夜郎自大，聽過「調解外交」呢個名詞未呀？日日低層次咁吹，老作什麼廿四軍放化武(又唔引出處)，笑燃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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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post一條掌摑九吹佬的消息。白痴都知道軍情多來自情報部門尤其是CIA，而非五角大樓，呢條友係節目中老作"五角大樓確認..."，唔得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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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30
http://mil.sohu.com/20130830/n385505270.shtml

據美聯社29日報導，美國情報官員29日稱，尚未獲得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的證據，與總統奧巴馬的觀點互相矛盾，同時懷疑敘反對派武裝曾施用化武。

　　據美聯報導，美國情報官員29日稱，關於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使用化學武器造成數百人死亡的指稱，目前尚未有確切情報證實。該官員表示，目前仍不清楚到底是誰掌控著敘利亞的化學武器，以及是否是阿薩德本人下令於本月21日使用化武，但有跡象顯示，該事件或與部分受“基地”組織支援的反對派武裝有關。

　　然而，美國總統奧巴馬28日明確指認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攻擊本國國民，他稱，美國相信敘利亞反對派沒有化學武器，也無法使用火箭彈發動化學武器襲擊，因此美國得出的結論是“敘利亞政府發動了這些襲擊。如果屬實，就要承擔國際後果”。

　　美聯社報導，美國情報官員說，他們無法定位阿薩德政權擁有的化學武器的精確地點，它們可能在近期內被轉移。這種不確定性意味著一旦美國巡航導彈對敘利亞政府的軍事設施發動攻擊，可能會一不小心擊中化學武器的新藏匿地點——這將會引發一場殘酷的化學襲擊。另有匿名官員向美聯社指出，美國情報部門內有部分人士懷疑敘利亞反對派武裝試圖借發動此次襲擊將西方拖入戰爭，但這一推測並未寫入官方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