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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倫理學和當代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的比較研究

時間:2011-01-16  作者:李幼蒸
  作者說明:本文根據作者講演稿改寫而成。該講演於1999年5月23日由美國人本主義倫理學協會,巴法羅紐約大學哲學系和亞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英文原文發表於 Bo Mou (ed):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hinese Philosophy (中國哲學的比較研究) , Ashgate Publisher , Burlington, USA 2003. 本文由作者自行譯成中文,發表於<歷史符號學>, 廣西師大出版社, 2003。  

  目錄

  1.孔子倫理學和西方倫理學人本主義

  - 孔子倫理學和儒教學術意識形態的區別

  - 孔子倫理學的時代適切性

  - 孔子倫理學和西方人本主義的比較

  2.基本倫理學自足域和人本主義倫理學的共同基礎

  - 人本主義倫理學的最小定義和倫理學話語分類模型

  - 倫理學人本主義中“最小人本主義倫理學”概念的作用

  - 當代倫理學和人文科學新展望

  3.孔子倫理學和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對話的意義  

  正文  

  發源於古代封建主義東方的孔子倫理學和產生于現代資本主義西方的人本主義倫理學包含著一些共同的道德原則,二者均對人類倫理情境和倫理學說採取著經驗主義的立場。這種基於經驗的或自然人性立場的倫理學人本主義或人本主義倫理學,可以普遍地用於解釋一切社會倫理現象,不管它們彼此的歷史和地理的發生條件多麼不同。對這兩個倫理學系統進行比較分析可以顯示為什麼經受著種種危機的今日世界需要一種以經驗理性主義為基礎的倫理科學。

  1.孔子倫理學和西方倫理學人本主義

  作為一種歷史悠久思想的孔子倫理學和作為一種綜合性思想運動的當代西方倫理學人本主義是難以就其實際存在形態加以比較的,因為它們各自的內容構成很不相同。為了進行比較,應當以二者包含的一些基本倫理學原則為考察物件。在此比較分析中我們首先應說明“孔子倫理學”一詞究竟是什麼意思,因為此詞在不同歷史環境中含有不同的內容和具有不同的作用,以至於彼此之間常常發生混淆。

  1.1   孔子倫理學和儒教學術意識形態的區別

  古代中華帝國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地具有長達兩千餘年連續不斷的文字歷史並以專權的儒教制度為特徵。儒教代表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政治制度和一種恒定的國家意識形態。20世紀初以來儒教一直被廣泛地視作中國進步的主要障礙。在世紀頭半葉它被進步知識份子普遍看作民主和科學的對立面。其後儒教或儒家這個詞逐漸被現代學者區分為若干不同部分,其中有些是負面的和保守的,有些甚至被看作在現代世界中具有積極作用。前者主要指其社會政治制度,後者主要指其思想的和文化的精神。儒教的成立可追溯到中國最初帝國王朝“秦漢”時代,儒教的原初字是“儒家”(“儒”學派),它以孔子作為傳說中的學派始祖,雖然儒家學派的大多數社會政治思想與原始孔子思想差別甚大。孔子思想出現于作為政治學術意識形態之儒教形成的三百年前。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看,應當在較早的孔子思想和較後的儒教制度之間加以區別。前者體現在作為中國第一書<論語>中,後者產生于帝國建立以後。作為包括政治,學術和思想的綜合體的“儒教”和作為純粹倫理思想的“孔學”,在內容,構成和功能上,非常不同。現代有關儒學討論中的混亂情況,都與在思想(孔學),學術(儒學)和制度(儒教)等不同物件具有的原始“構成性含混”有關。此外這也與早期西方傳教士學者當時溝通中西思想時在翻譯上無可避免的失當有關。由於中西語義和概念系統的岐異,文化思想的溝通受到阻礙。有關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很多討論中,同一名詞下各方把握的主題內容頗不一致,而相同的主題也會由於各自採取的直接、間接語境不同而影響到整體意義的理解。因此,對於考察孔子倫理學的現代意義來說,一種解釋學的處理是首先將原始孔子思想從儒家和儒教系統中抽出,然後將其納入現代社會和思想環境中加以重新解釋。正如作者在其他地方指出過的,同一本文內容在不同歷史和學術環境中其解釋和作用均不相同。1)

  本文所說的儒教,簡言之,由兩個系統構成:廣義的社會政治系統和狹義的文化學術制度系統。在中國,二者基本上均已成為歷史。反之,孔子思想或倫理學,儘管發源古老,在現代中國環境內仍然起著積極的作用。這種情況類似于現代西方<聖經>,可曆久而彌新。這兩種經典文本之間的有趣差別是,<聖經>系統地使用著超自然的和比喻性的語言,而<論語>使用著日常經驗的和理性的語言。前者的經久性源于古代地中海文明神話學傳統的持續影響力,後者的經久性源于孔門和其後代共同信仰的不變人性。這部中國第一書可以成為一種可貴的現代精神資源,因為它表達了一種有關倫理人性的跨越歷史和地區的普遍精神。因此之故,現代人不須任何專門的語言技能即可把握孔子文意,這不僅由於它使用著基本上古今一體的日常語言,而且由於它表達著一切文化傳統可共同體驗到的經驗性人情狀況。

  很多保守的古今儒家學者傾向于將孔子文本神聖化和教條化,並把歷史上的孔子虛構為儒教的教主。因此,傳統形式的儒教在歷史上的確曾成為一種政治學術類型的准宗教。時至今日,儒教甚至仍被一些人看作一種永恆中華文明的基礎。這就是說,某些現代學者企圖賦予孔學一種准聖經的形象,而孔子則被扮演為佛祖一類角色。實質上,國內外一切把儒教和孔子加以神化的企圖都源於一種庸俗化的功利主義。這類學術觀點只能消弱而非強化作為人本主義倫理學的孔子思想的真實價值。與佛祖和耶穌不同,孔子在<論語>中只是一位人性智者。如果說,孔子其人的歷史性尚不能從史學上證實,其言其行在一切時代均有其普遍的經驗實在性。進一步說,要點並不在於孔子其人的歷史真實性,而在於文本中由“孔子”角色所表現出來的驚人的倫理思想一致性,這種內容和風格上的本文一致性是三百年間經由孔門師徒連續創造、收集、編輯而成的。實際上,這部書是集體編寫的成果,編寫者和閱讀者持有相同的精神和思想傾向,其中的倫理學教誨深深根植於和廣泛運用於中國漫長的集體歷史經驗中。令人驚異的是,這部歷史文本的內容今日完全可以按經驗實證的方式加以重新肯定和評價。孔學的經驗實證性和人性論是其得以保持現代性和普適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孔子思想和儒教之間應當做出的另一區別是有關於儒家哲學的,後者既包含古代宋明理學,也包含現代儒家哲學學派。受西方哲學影響的痕7b代儒家哲學試圖延續古代儒家哲學精神,並將道家神秘主義、佛學本體論、西方形上學和孔孟思想冶為一爐,以形成一種現代化的民族主義哲學。各派儒家哲學的創建各有本身的理由和成就,但其共同趨向是不由自主地改變了原始孔子倫理學的結構和功能,因此損及了後者的經驗主義邏輯。按照當代跨學科和跨文化人文學認識論,返歸孔子倫理學的經驗人本主義精神漸趨可能和必要。除了學術理由外,實際的理由也不容忽視。當代中國和國際社會極需孔學這樣一種著重現實人世的經驗人本主義倫理學。與此對照,各種儒家哲學則傾向於使倫理學思考遠離現代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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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孔子倫理學的時代適切性

  現代學者往往把孔子比作亞里斯多德,因為兩位哲學家分別被看作是中西倫理學傳統的奠基人。然而亞氏學術話語風格偏於科學化,古代中國思想則欠缺強烈的科學和邏輯興趣。反之,孔子和蘇格拉底之間則更宜於加以比較。他們兩人分別開創了中西文明傳統中的倫理思考方向,同時兩人思想均尚未從政治法律角度加以組織和表達,從而成為人類主觀倫理學的兩大始原。孔子話語中的肯定的、實用學的風格和蘇格拉底話語中的懷疑的、分析的風格雖然旨趣相異,但兩人均著重倫理選擇智慧的經驗性和合理性探索,因此均和古代遍在的宗教道德觀形成對照。無論如何,孔子和蘇格拉底分別在東方和西方首次提出了現世性倫理學設問系統。與其後中西越來越深奧的道德哲學發展相比,兩人都側重道德實踐者的生活現實和主觀意識經驗方面。蘇格拉底--柏拉圖思想傳統後來廣泛地被吸收入西方哲學發展史,以至於後人須要在西方哲學史框架內對其加以詮釋;而孔子思想卻在人類思想史上獨一無二地保持了其本文、思想、歷史的經驗自足域和歷史存在的完整性。<論語>始終朝向主客現實界本身,而非依存于其他本文系統。結果它呈現為人類歷史上一門驚人完整的主觀倫理學。或者,我們可以稱其為一種態度倫理學,即有關倫理學實踐者對倫理價值應持何種正當態度的智慧學。我想指出,在採用一種語義學-解釋學-符號學分析方法處理後,孔子態度倫理學即可以和現代西方倫理學理論進行更有效的理論對話。為此目的我們應當首先為此古代東方倫理學和現代西方倫理學之間的對話建立語言學的和理論性的比較研究基礎。2) 孔子倫理學並未按西方思想傳統中特有的形式化、邏輯化的推理方式加以組織,而是按照深植於古代中國獨特倫理經驗中的直觀的、結構的、和實用學的方式來表達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孔子倫理學可以為基於西方邏輯傳統的倫理學思維方式提供有益的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補充。

  先秦時代孔子倫理思想似乎獨立於任何政治制度而存在。隨著法家權勢哲學在歷史上的成功發展,孔子思想逐漸被吸納入社會---學術意識形態性質的儒教系統。儘管如此,<論語> 一書在前現代的中華文明中始終保持著其文本存在的獨立性和完整性。甚至在綜合性的儒教社會制度內,孔子倫理思想在“四書五經”系統內外仍然維持著其本身的精神獨特性。一方面,它可以被其他政治---學術系統加以歪曲利用,另一方面,在該系統之外它奇妙地保持著自己倫理思想的原初意義和功用,兩千多年來一直如此。正因孔子思想本身呈現為一種既獨立於儒教制度又獨立於儒家哲學的純粹倫理學自足體,我們今日才談得到孔子倫理學的現代意義。按此理解,孔子倫理學才能夠和應當與其他中外現代學科在理論層和實用層上進行交流。孔子倫理學的現代意義表現在其“倫理學運作自足域”中。此自足域既獨立于政法現象,也獨立於學術現象,而其今日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並不因此而稍減。因為孔子倫理學以人性經驗恒定傾向為基,此獨一無二的主觀倫理學乃是一種特殊歷史經驗的產物;即它反諷地產生於古代威權社會和道德勇氣人格之間的辯證互動中。歷史證明,在中國古代歷史特殊條件下產生的倫理學經驗,因其人類學和人性論基礎,而獲得了普遍的意義和適用性。中國“五四”時代全面反封建的思想批判運動中,幾乎唯一被各方共同肯定的歷史文典即為<論語>。不僅如此,非理論性的孔子倫理學還具有對現代倫理理論做出積極貢獻的潛力。不要忘記,與世界上其他倫理學理論不同,非宗教性的孔子倫理學是在兩千多年歷史過程中受到過充分檢驗的倫理學體系。其超越史地條件的普適性內含於一種歷史形態的智慧體驗裏。此種倫理智慧與任何古代超越性神力無關,而是一種集體人性經驗的歷史結晶。從倫理思維風格學角度看,其東方實踐學的一貫性特點和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的邏輯一致性特點之間,既形成對比又相互補充。現在我們不妨使東西這兩種人本主義倫理學傳統結合起來,使它們彼此互相支持,相得益彰。

  1.3 西方俗世人本主義倫理學和孔子倫理學

  以美國俗世人本主義倫理學為代表的當代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是一種頗具影響的、相當獨立的社會和學術運動,其目標在於促進根基于現代科學成果的一種應用性的理性主義倫理學。當代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運動的前身是後現代主義極力批判的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出於對世界道德生活的深切關注,這一倫理學運動涉及社會和學術的各個方面,所發揮的社會影響是其他學院派倫理學難以比擬的。這一倫理人本主義運動對社會現實和社會實踐的朝向性,使其形成了一種比較有效的經驗主義倫理學自足體。除了注重自然科學理性主義之外,它也與美國實用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思想潮流緊密結合。

  在我看來,儘管彼此的社會、歷史、政治環境不同,原始孔學運動和現代西方人本主義運動顯示出三種共同的趨向:獨立的社會倫理學關切和積極介入現實道德問題的生活態度;集體地追求倫理學理想;以及對待社會道德問題採取經驗人本主義方法。孔子倫理學是在反對當時具支配地位的、超自然的或原始宗教式的社會道德觀的過程中產生的,以其勇敢地強調人類意志自主性,而非依賴任何超自然力為特徵,從而表現了從春秋文化啟蒙運動中滋生的一種原始理性精神。當代西方人本主義則產生於對基督教神學傳統的現代批判運動中。二者均表現出對道德生活中超自然決定論的一種批判態度。這種跨文化歷史的共同趨向源於共同具有的一種對現實倫理學問題的真實關切,即對人類生活中最適切的倫理學目標的關切,以及對經驗主義人性論的共同信念。作為現代科學方向思想運動的美國人本主義倫理學,廣泛涉及現代社會中種種道德問題,包括政治、教育、學術、宗教、媒體等等。這些社會道德方面的各種討論在產生於古代的孔子倫理學系統中自然無從涉及。從倫理學策略角度看,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較側重道德價值本身的討論,而孔子倫理學較側重對這些道德價值的態度的討論。同為人本主義,一者為價值倫理學,另一者為態度倫理學。3) 因為 一般來說,古代孔子倫理學欠缺達至社會目標的可行的方法技術部分,其實踐的目標主要在心理的和文化的層面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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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注意到,兩種倫理學體系均堅持一種倫理學自足域。我們已經指出,孔子倫理學在與歷史性的儒教系統分離後可維持一種倫理學自足域及其運作的一貫性。這種特性在其與現代思想適當地結合後還會進一步突顯。<論語>中涉及的社會和政治話題均涵蘊著倫理學意義,前者主要起後者的“表達面”(意指工具)的作用,因此宜於參與現代學術對話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例如,怎麼可能用“孔子教育學”一類題目來參加現代教育科學的討論呢?) 當代西方和美國人本主義倫理學也表現出一種朝向社會現實的倫理學中心主義,而它們在西方主流學術界的地位並不顯赫。5) 兩種倫理學體系各自包含的倫理學中心性,構成了相互交流的基礎。為了清楚理解這種可能的學術交流關係,我們有必要先蠡清一下倫理學學術分類的問題。

  2.人本主義基本倫理學自足域

  我們有若干理由使用人本主義一詞來表示一種建基於經驗、理性、人性之上的,與宗教、形上學以及非理性主義相對立的,倫理學運動。人本主義倫理學最顯著的特徵表現在其主張倫理學經驗性自足域的存在上。此思想自足域成為一切人本主義倫理學體系的基石或核心。孔子倫理學和人本主義倫理學運動都表現出了維持遵循這樣一種基本倫理學自足域的傾向。

  2.1 人本主義倫理學的最小定義和倫理學話語分類模型

  美國俗世人本主義倫理學學會主席保羅-庫爾茨在其一篇近著中提出了有關人本主義最小定義的重要問題。6) 該文可以和我1996年在臺北一次講演中提出的倫理學話語分類模型加以比較。7) 我所提出的模型如下。

  M1:各種口頭和書寫本文中對倫理學價值、規範、指令、態度的直接了當的呈現或指示。(道德教誨和習俗)

  M2:對M1的語義學思考;蘇格拉底、智者派、中國道家為此類型的古代例子。(倫理語義學和符號學)

  M3:對M1和M2的一切科學類思考;它們可進一步劃分為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的,人文科學的,以及跨學科的諸子類。各子類還可更細地加以劃分。(科學的倫理學研究)

  M4:對M1、M2、M3的一切超實證經驗性的研究,如形上學的,本體論的,神學的,神話的,以及詩學修辭學的解釋,同時包括其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風格。(哲學的,宗教的和詩學的倫理學)

  這些不同的倫理學話語各有不同的推理和實踐功能,彼此沒有“理論有效性”的高低區別。理論話語的合理性效力與其話語構造繁簡度無關。簡言之,本分類法企圖為倫理學說史上一種二分法做出準備:實踐學方向的基本範疇和其三種相關的理論性方向的衍生範疇。現在我們用MHE表示由經驗主義的和人本主義的倫理學最小定義所界定的一種基本倫理學,其內容包括個人現世幸福問題,人際正義問題,個人對前二者的主觀態度問題,以及思考和實現前三者的經驗可行性方法問題。這些基本倫理學方面可成為一切倫理學話語的物件或包括在一切倫理學體系中。但它們本身可獨立於各種倫理學理論體系而存在。在上述四類倫理學歷史話語中均不同方面地和不同程度地包含著MHE內容。換言之,我們企圖從倫理學話語史料中抽取出各派倫理學均與之相關的,同時也就是與一切人實際生存均相關的,最基本的倫理學實踐問題系列,而不須因此涉及複雜的學術和信仰的理論化主題。作為一種前科學時代倫理學系統,孔子倫理學為人類提供了上述最小人本主義倫理學(MHE)的最典型範例。這樣一種最小人本主義倫理學的原始形態屬於思想史上的M1類,因此它不會是宗教的、科學的、或理論化的思想表現,而只是人類基本倫理經驗的直觀性彙集。當代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雖然是一種現代科學性倫理學,但由於其強烈的認識論經驗理性主義和實踐論立場,從而也可相當充分地,直接間接地包括了MHE部分;後者不難從其各種理論化體系中抽離出來。

  人本主義,經驗主義,自然主義為MHE在思想史上的存身之處,這些“主義”都可能和種種複雜的經驗性和理論化運作相結合。而MHE本身作為人類共同基本經驗總結是直觀地和在實踐中形成的,它只包含一些經驗性的倫理原則。正因如此,它才可能成為一切倫理學系統的“最大”共同基地,為一切道德和倫理系統內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上包含的各種MHE形態之間的對話提供最有效的公分母。在我們的MHE模型中,“最小”指理論的或學術的內容面,“最大”指倫理學應用領域範圍。因為大多數倫理學系統都是綜合性構成的,具有混合的形式,我們的前述四種倫理學話語分類可有助於分析每一種歷史上形成的倫理學說的話語類型構成,並可進而從中分離出其MHE部分,即可有效參與不同學說間在基本倫理學層上的對話部分。換言之,在界定了基本經驗倫理學後,該思想系統中的某些部分將代表其所含MHE,另一些部分將劃在其MHE之外。一般來說,語義學的,科學的,哲學的倫理學運作將劃在MHE之外,更不要說宗教的和超越性的倫理學話語了。在現實中,對此基本倫理學自足域或MHE來說,將同時採取最大化和最小化策略。一方面,最好把盡可能多的非必要部分置於基本區之外,然後再按倫理學話語分類法處置,而另一方面又須要盡可能多地保留經驗的和實證的因素來加強MHE的內部結構。這樣,存在著兩種MHE類型,一種是歷史上原初形態的,如屬於M1的孔子倫理學,另一種是現代科學形式的,如各種屬於M3的現代人本主義倫理學。後者在本身學說中廣泛吸收的各種科學成果已成為現代常識或已被看作普適規範。美國人本主義倫理學或自然主義倫理學在此意義上可以在規定了其特殊語境後而相當於一種MHE形態。更準確地說,現代人本主義倫理學系統雖然包含著各類倫理學話語,但隨語境的不同而突出著其不同的話語功能。其MHE部分可以由其所包含的各類倫理學話語成分重新加以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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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多元化世界包含著不同的社會的、思想的、意識形態的組成成分,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元素,也包括相當荒謬的因素。各種社會現象各有不同的存在因果,涉及歷史的、社會學的、心理的和意識形態的背景。所有這些歷史存在現象,不管多麼不合理,都難以單純依靠直截了當的、純粹理性主義的運作策略加以改變或取代。經驗理性主義或俗世人本主義倫理學的較合理目標不在於非現實地期待其對立面的消失,而在於更有效地限制後者的影響範圍。迷信主義的和非理性主義的倫理學修辭學的危險不在於其本來也是源於人性的一種社會影響,而在於其對人類生活中更關鍵領域(如政治和學術領域)的作用。我們提出的MHE模型的目的在於對各種倫理學話語中的MHE部分和其他理論的和實踐的組成部分加以區分。後者不管多麼高級和精緻,也不應介入MHE層次的對話。這樣我們可以從倫理實踐學角度為歷史上來源各異的倫理學話語提供一個相互有效對話的公分母。各種倫理學系統不管採取何種理論構架,均不能用這些理論干預MHE層次對話的經驗理性主義邏輯。我們的倫理學話語分類法和MHE模型有助於形成不同倫理學傳統之間的“求同存異”目標,所同者為MHE,所異者為各自的理論性和信仰性的支持話語。

  基於以上分析,人本主義、自然主義、經驗主義等傳統概念可以按照不同的語境、功能和用法更準確地和更恰當地予以規定。我們無須把它們的定義固定於任何特定的歷史上的理論成果。儘管我們熟知這些原則的歷史定義,但我們可以按照我們選擇的語境和按照我們的設計來使用這些定義。實際上,倫理學人本主義可以以各種不同的思想資源為根據。然而,仍然存在著一種與人類倫理情境相關的,基本的,或歷史上恒定的,經驗性自足域。此經驗性自足域的存在說明為什麼具有不同史地根源的不同倫理學系統之間可以包含著類似的內容和性質。

  經驗性的概念“人性”是我們的MHE模型的基礎。與後現代主義反對此概念完全相反,我們肯定地接受“人性”概念,並將其擴解為“與人有關的基本性向”。一套性向包含各種不同的“性質”,如物理的,生物生理的,心理的,生物社會的,等等。簡言之,自然(nature,或譯性質;human nature,人性,可譯為“人的自然”或“人的性質”;physical nature可譯為“物理自然”或“物理性質”。如此等等)主義應當包括生物物理的和心理社會的兩大類。就我們現在的比較分析而言,這樣兩種自然主義可分別由當代西方人本主義和古代孔子人本主義來代表。當然,兩種“人性”系列(自然,性質,性向),儘管成分和優先次序不同,都是經驗地規定的,都是經驗人本主義的。但是應當指出,作為純粹經驗性的和實踐性的“人性”概念不須要求高級理論性支持,因此,例如,美國人本主義倫理學為其人性論建立生物學本體論基礎的立場就超出了MHE 模型的必要。換言之,MHE及其人性論是純經驗性的和直觀實踐性的,而不是理論化的。真正經驗性的基本倫理學當然不具備一切倫理形上學所追求的那種假定的實踐必然性;這不僅不是MHE的缺欠,反而是其真實性的證明。反之,美國人本主義倫理學企圖通過其科學主義、(生物)自然主義來建立哲學性的准“絕對命令”,反而表現了一種簡單化的做法。由孔子倫理學體現的MHE則天然地不具有這種無經驗性根據的哲學式決定論。

  MHE基本倫理學具有自身的合理性,首先因為人類倫理情境在歷史上維持著某種恒定性。人本主義倫理學與歷史現實的貼近使其與一切超越性的倫理學對立。即其經驗性方向使其維持著一種在人類歷史經驗中形成的理論的和實踐的邏輯。在此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人本主義倫理學具有相當的“客觀性”和“自然性”,因為它與歷史上穩定的社會經驗條件緊密相連。這一事實再次說明何以古代東方孔子倫理學和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可以包含許多共同的原則。當然,這一比較應當限制在基本層次或MHE層次上。對於孔學來說,其MHE 相當於其全體部容,對於西方和美國人本主義,其MHE只是其較比複雜的倫理學系統中的一個經驗性部分。在基本層次上的各種人本主義倫理學之間的對話今日越來越重要。正如庫爾茨所說的,“人本主義倫理學原則是自成一體的,其意思是,它們不是從神學的或形上學的前提推導的,而是直接發生於我們的感性經驗”。8) 但它們也不必是具有形上學或本體論證明的。否則我們將立即面對各種不同形上學本體論之間衝突的問題。只有在人性經驗層面上各種倫理思想派別之間才可能在共同認定的前提下進行溝通。沒有這樣的前提,理論性爭論將失去意義。這是孔子人本主義倫理學和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之間主要的分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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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本主義倫理學中MHE概念的準確功能

  按照前述說明,MHE的現代形式必然包含一些理論的和科學的成分,而歷史的MHE可能主要包括直接的實踐體驗。原始的和現代的MHE形態在各自語境中的基本範圍內都只包括基本倫理學實踐中的必要部分,這種倫理學話語的“構成基本化”步驟使其有可能因話語內容的適切性而得以有效參與各種人本主義的以及其他類型的倫理學的對話,如果後者也首先化簡為其基本倫理學形式的話。因此,所謂MHE中的“最小量”取決於相關的社會的和思想的環境,此經驗現實性應該是倫理學話語“最小基本性”的基礎。MHE的定義自然也涉及另一個實踐學方面:誰可能是其有效對話方?在人本主義派別之內還是之外?“最小性”本身似乎也是可變的。就跨文化倫理學對話來說,可以更適切地規定“最小”的範圍。例如,本文作者用E1指有關個人現世幸福的倫理學,用E2指人際正義和公共關切問題的倫理學。9) 這樣,MHE應當主要限於E1和E2的基本部分或經驗性部分,而排除有關彼此千差萬別的非現世幸福觀的複雜討論(包括來世問題和其他超越性問題等等)。此處E1部分只包括基本人性需要,即個人正常生存的物質和心理需要。如果是在人本主義內部的諸學派間的對話,俗世社會性“善”已成為各派接受的前提,其相關的MHE就會包含著特定的E1和E2。實際上,儘管不同人本主義倫理學的MHE的具體構成不盡相同,因均包含著“可通約的”基本經驗倫理學部分之故,仍有可能在此經驗性層次上相互溝通。在人本主義和非人本主義倫理學之間,或在不同非人本主義倫理學之間的對話,仍可在MHE層進行,儘管由非人本主義倫理學中抽離的MHE形態其實證經驗性較弱,彼此之間的可溝通性也會相對降低,但終究彼此可在MHE層次上達成較多共識。問題在於,MHE的設問方式是不可否定的,倫理學對話的岐異性只發生在彼此千差萬別的MHE以外層次,如宗教的、形上學的和詩學的層次。

  現代倫理學學術和其社會與思想環境已顯著繁複化,研究和實踐概念本身也包含了許多附加的和導出的內容。因此,倫理學研究已經可以和須要通向當代知識整體的研究,包括理論性部分。MHE的存在合理性並不排除較高層次倫理科學的目標。不過,涉及理論性問題的倫理學實踐,應當先解決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問題。如果“目的和手段”這個對極概念只是相對地存立,“實踐和理論”概念亦然。在倫理學計畫的每一階段或步驟中都包含著實踐和理論兩方面,二者相互補充,成為一套實踐整體。理論需要實踐,正如實踐需要理論。在此意義上,倫理學研究同時既是理論也是實踐,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倫理學研究應當對於新的學術思想前景充分敞開,以便不斷地豐富和發展其自身。在此條件下,倫理學人本主義的更可取、更可行的策略首先在於以更有效的方式加強自身。因此,人本主義倫理學的最小定義有助於在基本倫理學和導出倫理學或高級倫理科學之間做出學術上的和實踐上的區別,並且既分別地又配合地促進雙方的發展。作為經驗性概念的MHE,由於其深植于人類歷史現實而容易被廣泛接受。它一方面可提供倫理學原則的可運作系統,有助於在不同民族文化間增加倫理學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可溝通性,另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排除非學術方向的或超越性方向的倫理學思辯一類的非經驗性部分。種種迷信的和非理性的思維方式的危險影響今日在思想和學術領域越來越顯著。當前人本主義倫理學重要而艱巨的任務在於如何抵制各種非理性主義和反道德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論是俗世的還是神學的)對人文學術的侵襲。具體來說,我們應當通過認識在不同學術分支之間建立基本共同倫理學基礎的必要性來嚴肅地強調人文科學的倫理學意涵。例如,作為人本主義者,我們應當排拒後現代主義虛無論和極端相對主義,當它們正在顛覆基本經驗的倫理學基礎時。因此,各種意識形態批評和人文科學理論革新應當是人本主義倫理學探討的一部分。這就是說,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宣導的“自由倫理學探討”綱領應該包含內外雙重目標。除了促進作為倫理學內向任務的MHE理論的實踐外,還存在有外向的任務,這就是除人本主義倫理學實踐之外還應面對更廣泛的思想學術世界。換言之,一方面須要在倫理學實踐之內縮小我們的運作基地(維持MHE層次實踐和對話的運作),另一方面須要擴大倫理學與正處於理論重建中的其他學科的對話,其目的在於創造MHE部分與一切其他擴展部分合作的可能性。實際上,MHE定義在倫理學學術發展中可被用於促進前述兩個方向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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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當代倫理學及其與人文科學新前景的關係

  這樣,人本主義倫理學今日面對著兩個主要任務:形成倫理學的基本體系和在較高層次上和擴大的領域內促進新倫理科學的成熟(無庸諱言,人類倫理學學術起始最早,卻至今仍是最不成熟的學科)。第一個任務,從實踐和學術兩方面看,都是既重要又緊迫。然而,其必要的材料主要取自人類歷史直觀經驗。第二個任務較比複雜,並廣泛涉及其他社會和思想條件。兩個目標的區分可以辯證地滿足我們的既不同又相關的需要。前者可更有效地促進各種當前實踐目標,後者關係到發展一種更全面的、更令人滿意的倫理科學的長遠目標。

  因此,當代人本主義運動所倡言的“倫理學探索”,作為人文科學的一個分支,也就與人文科學合理重建的廣泛問題發生關聯。毫無疑問,人類理性實踐傳統中最成功的發展是自然科學,後者成為其他各種科學研究的楷模。但考慮到物理、心理、社會、價值、實踐諸領域的異質性構成,每一科學也有自己的獨立範圍。相對而言,人文科學和哲學的建設過程比自然科學的發展要困難得多。儘管歷史根源久遠,現代人文科學歷時尚短。當代人文科學面臨著在最近將來系統地改造自身的任務。這一前景也將影響到改進倫理科學的總的學術思想條件。目前人文科學跨學科-跨文化發展的趨向也將導致倫理學學術的再調整事業。孔子倫理學和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由於均強調經驗倫理學自足域,因此可以更自覺、更積極地參與國際範圍內倫理學科重建的任務。於是,倫理學的跨學科-跨文化的“轉向”(turn)意味著,新的倫理學探索,特別是其理論部分,未來將趨於更自由、更開放,但始終會保持其MHE部分作為倫理學實踐的基本核心。基於經驗的、實證的、和實踐方向的這一新倫理學探索,將尋求一切可能的理論對話者。這樣,在目前西方人本主義運動所提倡的新啟蒙運動,不再可能是簡單的回返歷史上的啟蒙運動,而應發展為涉及倫理學學術和人文科學學術的擴大的學術思想運動。在此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內涵的再開發肯定也是重要的一環。換言之,今日我們也應該“從解釋學角度”重新規定“啟蒙運動”的含義,使其從社會層面昇華至學術層面,即應首先推進學術理論中的一種啟蒙運動。這也就是我們所提倡的跨學科---跨文化認識論和方法論革新運動。

  倫理學作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學科之一,在過去兩千年來經受了學術制度化過程,現已趨向於僵化和脫離現實,以至於學院派倫理學不能充分和準確地描述人類倫理情境,也難以提供在現實社會中達到倫理學目標的有效方法。一方面,技術型的和經院派的道德哲學家以專長于歷史典籍為職業,另一方面,在同一學術市場上哲學修辭學家熱衷於創造新型學術“商品”。二者共同反對人本主義倫理學的經驗實證的方向。當然,與其歷史上的形態不同,當代倫理學作為單一學科不可能僅靠自身來解決社會道德問題。問題在於,如何在當前社會學術條件下使倫理學和其他相關學科適當地相互配合。為此目的,倫理學的作用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在其本身範圍內,倫理學需要改善品質和效率。只有通過倫理學自身的改進和提高,倫理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的合作才可能順利實現。

  3.孔子倫理學和倫理學人本主義對話的重要性

  當代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和孔子人本主義倫理學的主要共同點可簡括如下:

  a. 倫理學說中的經驗主義的人類中心論立場

  b. 倫理學思維的理性態度

  c. 現世幸福,人際關愛和社會正義等作為最高的經驗倫理學目標

  d. 個人對倫理學真理探索及社會投入實踐的高度獻身精神

  e. 對政治、社會、文化中倫理面的執著

  f. 在倫理學分析中區分真偽道德行為的智慧,並由此通向現代意識形態批評

  g.在追求倫理學目標時堅持人本主義的世界大同立場

  h.體現經驗的倫理學最小主義,使其更易與相關學科和領域合作以有效實現綜合性的倫理學目標。這也使其易於成為思想實踐和社會實踐的組織者,以有助於促進一切與倫理學相關的目標。

  在呈現、組織和實現各自倫理學說時的類似性,乃源於二者共同的經驗主義和現實主義立場。在MHE層次上的共同內容顯然基於跨歷史跨地域的人性表現中的不變部分。東方的悠久歷史經驗和西方近代的社會實驗共同形成了一種可靠的共同倫理學研究基地,這使我們能更適切地理解人類倫理情境和倫理學術。應當再次重複,我們的比較分析不是針對兩個實際的倫理學系統本身的,因為它們出現於極其不同的歷史社會環境裏,具有極其不同的外表形態;而是針對它們所包含的倫理學自足域基礎部分---MHE。為了揭示其MHE,孔子倫理學必須首先與在歷史、社會、政治層次上與其事實上共同存在過的儒教系統分離。儒教意識形態系統只能掩蔽孔子思想的真正價值並歪曲其方向。同理,專注其基本倫理學層面的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一方面應放寬其人性觀,即擺脫其生物學主義,另一方面,在已有正規倫理學實踐之外豐富其他相關的科學性交流,使自身的“實踐”不限於社會運動和宗教批判,而能擴展至人文科學理論前沿的理論探索層面。西方倫理學人本主義運動要想在21世紀發揮更大的作用,必須勇於進入當前人文學術高層探討領域。“倫理學實踐”不限於社會面的運作,它也包括理論面的運作。這樣,無論是東方歷史傳統還是西方現代傳統,二者的對話和合作,同時也是共同參與當代人文科學理論現代化的實踐過程。只有這樣才可能為一門未來人類普適倫理學奠定基礎。嚴格說,這門新倫理學只可能產生于未來自然-社會-人文科學的綜合革新的框架之內。按照前述擴大的倫理學實踐論概念,MHE的實踐功能既可以表現在社會行為層次,也可以表現在理論實踐的層次。二者分別涉及完全不同的實踐領域,對此本文無法詳論了。從學術角度看,MHE的理論性說明力甚至可更有成效。具體來說,作為典型MHE的孔子倫理學,既可以作為個人社會實踐的模式,也可以作為學術理論說明的模式。前者不免會涉及到其本身未真正包括的實踐決定論方面;其實際的實踐效力問題必須結合具體環境來規定。而後者卻可有效參與對人類倫理學結構和功能的理論研究,這正是作者在<中國倫理學原型的結構>一書(1997)中討論的主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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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倫理學傳統中的實證經驗主義和認識論人本主義,可保證它們在理論上對一切文化和歷史階段都具有解釋力和應用性。東方的倫理學傳統通過歷史性正反面考驗獲得此學術效力,西方的倫理學傳統則通過其近代社會改革與學術發展中的正反面考驗獲得此學術效力。西方倫理學人本主義和東方孔子倫理學均秉賦著提升倫理學認識論和道德方法論理性精神的潛力。也許這將導致未來一門新實證性倫理學的出現。如果說,原始孔子思想不可能與現代西方倫理學人本主義在理論形式上相比擬,它卻獨一無二地提供了一種實踐學整體主義,即可使倫理學實踐者在諸倫理學因素之間進行一致性的選擇性運作,因而有助於塑造更獨立的、更堅強的道德人格。一者的社會倫理學優勢,另一者的個人倫理學優勢,可相互補充以形成一門更完善的倫理學系統。如果說,地中海古代東方主義曾經產生過異於古代西方的文化傳統,中國孔子思想相對于西方文明晚近的發展將成為一個形式上更具特色的“它者”。10) 因此,令人驚異的是,這一歷史文化中的不同倫理學系統間的對比,竟有可能在現代世界中為一切社會文化形態提供普適的倫理學對話基地,這也就是本文提出的MHE經驗主義模型。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在反對超越性信仰和後現代虛無主義的實踐活動中,可表明自身為西方倫理學始祖蘇格拉底的後繼者。與此同時,現代孔子倫理學研究在經過表述和解釋的現代化和認識論分析的純化之後,將可成為古老孔子思想的現代繼承者。孔子和蘇格拉底同為人類倫理學史的共同始祖,他們也是經驗理性主義倫理學的共同奠基人。當代世界人本主義倫理學運動如果強調由孔子和蘇格拉底所創始和代表的經驗理性倫理學傳統的優先地位,首先會有助於更有效地抵制世界上各種(俗世的和非俗世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後者已成為今日人類倫理學思考的嚴重障礙。

  注釋

  1.參見李幼蒸著<中國倫理學原形的結構>,Peter Lang, 1997,第xxxv頁。

  2.本文作者強調,在中西兩種倫理學傳統話語之間的比較,須要首先在二者之間建立語義學的可比性條件。 參照李幼蒸:“中國古代抽象字的意素分析”,載<哲學雜誌>,臺北,1997春季號。

  3.庫爾茨在不同地方多次說明了作為個人和社會倫理學規範的基本價值,特別是在其<維護俗世人本主義>(1983)一書中給出的價值表(第8頁)。孔子倫理學接受這些價值,同時獨一無二地表達了倫理學實踐者的行為選擇理由這一康得倫理學層次上的問題。但是孔子對其處理方式是純粹直觀性的,表現了一種根基於人性經驗的“准客觀”規律性。這一特殊的倫理實踐智慧顯然為西方倫理學傳統所欠缺。

  4.注意到以下孔子倫理學雙重作用的特點是極有啟示性的:在儒教系統內它的獨立性和配合性。後者實為其可被歪曲利用的自身構成性特點。參見李幼蒸著:<漢代學術意識形態的構成>,1997,Peter Lang, 第263-268頁。

  5.美國人本主義者Corliss Lamont 指出以下事實,美國人本主義運動長期以來發展有限。參見其<人本主義哲學>,1990,Continuum, 第x頁。但是應該看到,倫理學實踐也反映在較高的學術理論活動方面。美國和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均應加強其理論實踐活動。

  6.參見庫爾茨文章“首要之首要:關於人本主義的最小定義”,載<斐羅>,1998,第一卷,第一期,第6頁。

  7.參見李幼蒸著<倫理學危機>,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第1-4頁。

  8.參見庫爾茨上文,第7頁。

  9.參見李幼蒸著<比較人文學認識論問題>,1997,Peter Lang, 第279頁。

  10.庫爾茨說,“人本主義倫理學從哲學智慧資源---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啟蒙時代---和近代科學中獲益良多”,載<禁果:人本主義倫理學>,1988,第252頁。我想補充說,在面對西方人本主義倫理學時,孔子倫理學可以起到雙重作用:既是其歷史文化上可資借鑒的“異他者”,又是與其方向一致的合作者。只有經由對孔子文本的一種結構式讀解法,讀者才能更充分地把握其現代具有的意義、價值和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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