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仍被中國公安部通緝的21年前六四事件學運領袖李錄，上周陪同全球最有錢的兩個人，即是微軟創辦人蓋茨和有股神之稱的巴菲特，到中國參訪和活動。「李錄回家」不能演繹為中國當局改變了對六四事件的定性，但是李錄得到特殊待遇，仍然反映當局取態寬鬆。不過，若李錄「傍著」大款，可以大搖大擺回國，無財無勢的學運領袖闖國門卻被嚴拒，中國政府處理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會受到質疑。基於六四事件已經事過境遷，為擺脫執法「大細超」的尷尬局面，我們認為公安部應該撤銷當年對21名學運領袖的通緝令，讓他們都可以回家。
                                                         
中國從實用功利出發 擱下對李錄的通緝令

蓋茨和巴菲特聯袂到訪中國，乃一大盛事，據消息稱，李錄是以「巴菲特入股比亞迪牽線人」的身分，陪同參訪。基於身分敏感，李錄全程宛如隱形人，迴避傳媒鏡頭，事實上，據知當局對於內地傳媒，下了指令，「只能拍攝蓋茨和巴菲特，不能拍攝李錄」，而境外傳媒，則一概隔離，未獲安排採訪；不過，即使如此，李錄一些參訪活動的照片，仍然被披露出來，顯示這名被通緝的人，在公安人員的眼皮底下活動。

據知，李錄並非首次回國。他賴以成名、在投資界闖出名堂的「比亞迪個案」，向巴菲特獻策獲接納，巴郡在這項投資獲利甚豐，使李錄進而成為巴菲特熱門接班人選之一。據知，他為投資比亞迪，曾經多次到大陸實地參觀廠房，了解生產和相關情z等。今年1月，李錄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時，曾有聽泷問他「中國政治犯和華爾街投資者」的區別，他表示，「我不認為自己是罪犯，我也不相信中國把我當作罪犯。我們透過投資比亞迪，實際上是協助中國向繁榮時代邁進。」

從李錄的回答看來，他與中國當局或許有一定默契，否則以他仍在公安部的通緝名單上，為何可以斷言「不相信中國把我當作罪犯」。以中國大陸以外的準則和價值觀，六四事件在大多數人心目中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參與運動的李錄等人當然不是罪犯，而是民主英雄。當年視李錄等人為罪犯的，是鎮壓民主運動的中共當權派，而現在的中國政府與當年一脈相承，通緝令仍然有效，而李錄可以自由進出國門，就政治上而言，此乃寬鬆的表現。我們一貫建議中共主動走出六四事件的陰影，與不同政見人士和解，現在李錄所獲待遇只屬因人而異，當然不能演繹為中共改變對六四的定性，不過，「李錄回家」的性質，仍然是當局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一步。

李錄獲得特殊待遇，問題就來了，其餘被通緝的學運領袖，是否也可以回家？李錄返抵國門，公安部不執行通緝令，中國當局這項政治決定基於怎樣的考慮，外界無從得知，從李錄的表現看來，低調可能是雙方默契之一，包括在大陸的活動要低調。事實上，李錄躋身投資界之後，近年在政治上已趨於低調，與每年的六四紀念活動，也漸次疏遠了。另外，「協助中國邁向繁榮時代」可能是主要因素，李錄在投資界冒起，很有機會接棒參與管理巴郡，在國際財經界影響力的潛質，不能忽視，中國當局重視其潛在作用，是正常思維。

執法雙重標準授人話柄   應撤銷通緝21名學運領袖

中國優待李錄，擱下對他的通緝令，除了顯示實利，甚至功利的務實主義抬頭外，事態還可能與當今領導人在六四鎮壓沒有直接角色有關，使他們在處理李錄的個案時，個人在政治上沒有包袱，不致出現角色衝突的情z。若按這個邏輯思路發展下去，則其他被通緝學運領袖，其實也可以援引處理。

內地傳媒雖然不報道李錄在大陸活動，但是互聯網世界無遠弗屆，李錄回家而公安部不執法，在一定範圍內已非秘密，由於事緣特殊，處理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必然引起議論。過去，因為六四事件流亡外國的民運人士，曾經發起「我要回家」行動，中國當局置之不理，吾爾開希到澳門闖關投案，被拒絕並遣返台灣；同樣被通緝的學運領袖，李錄被奉為上賓，其他人則連投案也不受理，其雙重標準，執法因人而異，授人話柄。

中國領導人經常說「以法治國」，就李錄的個案而言，公安部應該正式撤銷他的通緝令，則李錄的回家才合法；若國門只為李錄而開，其他學運領袖則拒諸門外，情理法對中國當局都很不利。為免引起尷尬，全面撤銷當年21名學運領袖的通緝令，是最佳選擇。畢竟，已經事隔21年，當年一腔熱誠的學生推動民主，有什麼罪？以撤銷學運領袖通緝令為起步，逐步推動和解，是中國當局應該並有責任努力的方向。

2010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仍被中國公安部通緝的21年前六四事件學運領袖李錄，上周陪同全球最有錢的兩個人，即是微軟創辦人蓋茨和有股神之稱的巴菲特，到中國參訪和活動。「李錄回家」不能演繹為中國當局改變了對六四事件的定性，但是李錄得到特殊待遇，仍然反映當局取態寬鬆。不過，若李錄「傍著」大款，可以大搖大擺回國，無財無勢的學運領袖闖國門卻被嚴拒，中國政府處理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會受到質疑。基於六四事件已經事過境遷，為擺脫執法「大細超」的尷尬局面，我們認為公安部應該撤銷當年對21名學運領袖的通緝令，讓他們都可以回家。
                                                         
中國從實用功利出發 擱下對李錄的通緝令

蓋茨和巴菲特聯袂到訪中國，乃一大盛事，據消息稱，李錄是以「巴菲特入股比亞迪牽線人」的身分，陪同參訪。基於身分敏感，李錄全程宛如隱形人，迴避傳媒鏡頭，事實上，據知當局對於內地傳媒，下了指令，「只能拍攝蓋茨和巴菲特，不能拍攝李錄」，而境外傳媒，則一概隔離，未獲安排採訪；不過，即使如此，李錄一些參訪活動的照片，仍然被披露出來，顯示這名被通緝的人，在公安人員的眼皮底下活動。

據知，李錄並非首次回國。他賴以成名、在投資界闖出名堂的「比亞迪個案」，向巴菲特獻策獲接納，巴郡在這項投資獲利甚豐，使李錄進而成為巴菲特熱門接班人選之一。據知，他為投資比亞迪，曾經多次到大陸實地參觀廠房，了解生產和相關情z等。今年1月，李錄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時，曾有聽泷問他「中國政治犯和華爾街投資者」的區別，他表示，「我不認為自己是罪犯，我也不相信中國把我當作罪犯。我們透過投資比亞迪，實際上是協助中國向繁榮時代邁進。」

從李錄的回答看來，他與中國當局或許有一定默契，否則以他仍在公安部的通緝名單上，為何可以斷言「不相信中國把我當作罪犯」。以中國大陸以外的準則和價值觀，六四事件在大多數人心目中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參與運動的李錄等人當然不是罪犯，而是民主英雄。當年視李錄等人為罪犯的，是鎮壓民主運動的中共當權派，而現在的中國政府與當年一脈相承，通緝令仍然有效，而李錄可以自由進出國門，就政治上而言，此乃寬鬆的表現。我們一貫建議中共主動走出六四事件的陰影，與不同政見人士和解，現在李錄所獲待遇只屬因人而異，當然不能演繹為中共改變對六四的定性，不過，「李錄回家」的性質，仍然是當局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一步。

李錄獲得特殊待遇，問題就來了，其餘被通緝的學運領袖，是否也可以回家？李錄返抵國門，公安部不執行通緝令，中國當局這項政治決定基於怎樣的考慮，外界無從得知，從李錄的表現看來，低調可能是雙方默契之一，包括在大陸的活動要低調。事實上，李錄躋身投資界之後，近年在政治上已趨於低調，與每年的六四紀念活動，也漸次疏遠了。另外，「協助中國邁向繁榮時代」可能是主要因素，李錄在投資界冒起，很有機會接棒參與管理巴郡，在國際財經界影響力的潛質，不能忽視，中國當局重視其潛在作用，是正常思維。

執法雙重標準授人話柄   應撤銷通緝21名學運領袖

中國優待李錄，擱下對他的通緝令，除了顯示實利，甚至功利的務實主義抬頭外，事態還可能與當今領導人在六四鎮壓沒有直接角色有關，使他們在處理李錄的個案時，個人在政治上沒有包袱，不致出現角色衝突的情z。若按這個邏輯思路發展下去，則其他被通緝學運領袖，其實也可以援引處理。

內地傳媒雖然不報道李錄在大陸活動，但是互聯網世界無遠弗屆，李錄回家而公安部不執法，在一定範圍內已非秘密，由於事緣特殊，處理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必然引起議論。過去，因為六四事件流亡外國的民運人士，曾經發起「我要回家」行動，中國當局置之不理，吾爾開希到澳門闖關投案，被拒絕並遣返台灣；同樣被通緝的學運領袖，李錄被奉為上賓，其他人則連投案也不受理，其雙重標準，執法因人而異，授人話柄。

中國領導人經常說「以法治國」，就李錄的個案而言，公安部應該正式撤銷他的通緝令，則李錄的回家才合法；若國門只為李錄而開，其他學運領袖則拒諸門外，情理法對中國當局都很不利。為免引起尷尬，全面撤銷當年21名學運領袖的通緝令，是最佳選擇。畢竟，已經事隔21年，當年一腔熱誠的學生推動民主，有什麼罪？以撤銷學運領袖通緝令為起步，逐步推動和解，是中國當局應該並有責任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