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陷入低強度戰爭
袁彌昌
2014年10月12日 第28卷 40期
香港已經逐步陷入一種半戰爭狀態，可以稱之為低強度戰爭，須注意戰術失誤的戰略效應。

袁彌昌，香港大學畢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自從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五十萬人上街後，遊行示威在香港已變得司空見慣。不過自二零一二年反國教運動起，香港出現了一連串的反政府群眾運動，其性質明顯跟以往著重表達不滿和訴求的遊行示威不同，反對派的行動開始轉向抗爭，目的轉為癱瘓政府施政，以及影響中央對香港的決策與控制。

「佔領中環」在二零一三年被提出，令香港的群眾運動又加入了不合作運動、公民抗命及非暴力鬥爭等新元素，在理論基礎上正式與「顏色革命」理論接軌，隱見外國勢力介入的身影。人大通過政改決定後，反對派的活動更有進一步升級為長期抗爭的趨勢，對港府與中央的敵視態度，儼如殖民戰爭中起義的一方。隨著學運與佔中相繼展開，香港已經逐步陷入一種半戰爭狀態，可以稱之為低強度戰爭（Low-Intensity Conflict, LIC）。

低強度戰爭通常出現在一國對另一國希望發動戰爭，但又因種種考慮，認為全面戰爭的代價太高，所以轉而進行非武力鬥爭（例如輿論戰、電子戰等），或搭配進行幾場小的武力攻擊介入，旨在形成一種局部的政治效果，亦令當事國於事後可以否認和撇清責任，得以全身而退。

中央在港積極使用三戰

由此可見，基於低強度戰爭的非武力傾向，即令香港發生武力攻擊機會很微，但低強度戰爭卻完全有條件在香港發生：隨著美國介入並在港實行心理戰和信息戰，以及中央在港積極使用「三戰」（三種戰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香港已淪為中美的角力場，直接令香港政治升級為國家級政治戰爭的一環。因此，我們有必要以一個能更有效地包含所有因素的分析和理論框架，來理解香港的情況。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很自然地會以本土政治的框架來思考自己地方的政治抗爭，不過這習性反而會令人看不清香港的大局，特別是隨著中央行使對港的管治權，以及外部勢力介入，令本土政治框架已不敷使用，無法應付目前香港的情況。

美國的理論模型

依筆者所見，綜觀現存的理論與模型，較能充分反映上述各種因素的，是美國的反起義作戰（Counterinsurgency, COIN）理論。在反起義作戰的模型裏，一開始已包含了人民（親政府及親起義分子雙方）、地方政府、外國勢力（也分為親政府及親起義分子兩方）這三層關係與架構，這跟目前港人、港府、中央政府（和外國勢力）的三層關係十分相似。如果需要具體例子，則可以參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美國作為佔領軍，需要借助當地政府的合作與地方關係，來與起義\叛亂分子作戰，同時須將中立的大多數人口爭取過來。

即使香港目前局勢與阿富汗和伊拉克相比，仍有極大距離，但這並沒有減低反起義作戰理論在香港的可應用性：例如起義者通常以社會問題為由挑起事端，從中累積民眾的不滿情緒，以此作為行動的有利環境。至於反起義一方，則須以全方位手段來應付起義分子，包括軍事、準軍事（警察）、政治、經濟、心理及公民行動等手段來打破起義活動——除了軍事手段不太適用於香港之外（但也不能完全抹殺解放軍出動的可能性），其他都與香港目前的情勢相若。

儘管反起義作戰是美國全球反恐戰爭（Global War on Terror）的重要一環，但是我們不應將之與反恐作戰（Counter-terrorism, CT）混為一談——反恐作戰主要是以武力來消滅恐怖分子，相反反起義作戰則是為了「贏得心靈和頭腦」（winning hearts and minds），目的是將中立的大多數，甚至支持起義分子的人爭取過來，以攻心為主。亦因為這緣故，反起義作戰一直被視為「研究生水平」的戰爭，難度驟然增加。

戰略下士造成戰略效果

另一點令反起義作戰難度大增的，是在這種作戰中，無論是最高級或是最低級的人員，其行動皆會造成戰略效果，因而出現了一個所謂「戰略下士」(Strategic Corporal)的概念——本來下士僅會造成戰術效果，但現在稍一不慎所造成的錯誤，一旦經由傳媒等途徑，便會進一步擴大成戰略級錯誤，情況就像周融設立反罷課熱線，或一些中學校長和訓導主任威脅要處分罷課學生，不必要地刺激到市民，把原本不上街的都逼出來，所以很多時候，選擇什麼也不做反而是反起義一方面對挑釁的最合適反應。

事到如今，至少在理論層面上，我們看到本土政治與戰爭這兩個框架全面靠攏——戰爭理論須借助於本土政治模式，才能了解如何將行動更直接地轉化為政治效果，以及更了解人民的觀感對戰爭發展的影響，而本土政治理論則須納入戰爭理論來取得它本來沒有的戰爭概念、邏輯和國際\國外層面，因此要掌握局勢及找出應對方法，缺一不可。

台港如兩把意識形態尖刀

目前香港的「戰爭」已出現持久化的趨勢，直到下一屆特首選舉來臨前（二零一七年），都不存在解決的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長期的低強度戰爭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將導致社會不穩和經濟衰退、外資撤資等政治經濟效果。假如二零一六年台灣選舉國民黨失利，台灣變天，那麼北京將會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局，台灣和香港將猶如兩把意識形態尖刀，直插中國要害。北京可能是時候要研究一個新的框架或制度，以取代開始失效的「一國兩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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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已陷入低強度戰爭
袁彌昌
2014年10月12日 第28卷 40期
香港已經逐步陷入一種半戰爭狀態，可以稱之為低強度戰爭，須注意戰術失誤的戰略效應。

袁彌昌，香港大學畢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自從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五十萬人上街後，遊行示威在香港已變得司空見慣。不過自二零一二年反國教運動起，香港出現了一連串的反政府群眾運動，其性質明顯跟以往著重表達不滿和訴求的遊行示威不同，反對派的行動開始轉向抗爭，目的轉為癱瘓政府施政，以及影響中央對香港的決策與控制。

「佔領中環」在二零一三年被提出，令香港的群眾運動又加入了不合作運動、公民抗命及非暴力鬥爭等新元素，在理論基礎上正式與「顏色革命」理論接軌，隱見外國勢力介入的身影。人大通過政改決定後，反對派的活動更有進一步升級為長期抗爭的趨勢，對港府與中央的敵視態度，儼如殖民戰爭中起義的一方。隨著學運與佔中相繼展開，香港已經逐步陷入一種半戰爭狀態，可以稱之為低強度戰爭（Low-Intensity Conflict, LIC）。

低強度戰爭通常出現在一國對另一國希望發動戰爭，但又因種種考慮，認為全面戰爭的代價太高，所以轉而進行非武力鬥爭（例如輿論戰、電子戰等），或搭配進行幾場小的武力攻擊介入，旨在形成一種局部的政治效果，亦令當事國於事後可以否認和撇清責任，得以全身而退。

中央在港積極使用三戰

由此可見，基於低強度戰爭的非武力傾向，即令香港發生武力攻擊機會很微，但低強度戰爭卻完全有條件在香港發生：隨著美國介入並在港實行心理戰和信息戰，以及中央在港積極使用「三戰」（三種戰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香港已淪為中美的角力場，直接令香港政治升級為國家級政治戰爭的一環。因此，我們有必要以一個能更有效地包含所有因素的分析和理論框架，來理解香港的情況。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很自然地會以本土政治的框架來思考自己地方的政治抗爭，不過這習性反而會令人看不清香港的大局，特別是隨著中央行使對港的管治權，以及外部勢力介入，令本土政治框架已不敷使用，無法應付目前香港的情況。

美國的理論模型

依筆者所見，綜觀現存的理論與模型，較能充分反映上述各種因素的，是美國的反起義作戰（Counterinsurgency, COIN）理論。在反起義作戰的模型裏，一開始已包含了人民（親政府及親起義分子雙方）、地方政府、外國勢力（也分為親政府及親起義分子兩方）這三層關係與架構，這跟目前港人、港府、中央政府（和外國勢力）的三層關係十分相似。如果需要具體例子，則可以參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美國作為佔領軍，需要借助當地政府的合作與地方關係，來與起義\叛亂分子作戰，同時須將中立的大多數人口爭取過來。

即使香港目前局勢與阿富汗和伊拉克相比，仍有極大距離，但這並沒有減低反起義作戰理論在香港的可應用性：例如起義者通常以社會問題為由挑起事端，從中累積民眾的不滿情緒，以此作為行動的有利環境。至於反起義一方，則須以全方位手段來應付起義分子，包括軍事、準軍事（警察）、政治、經濟、心理及公民行動等手段來打破起義活動——除了軍事手段不太適用於香港之外（但也不能完全抹殺解放軍出動的可能性），其他都與香港目前的情勢相若。

儘管反起義作戰是美國全球反恐戰爭（Global War on Terror）的重要一環，但是我們不應將之與反恐作戰（Counter-terrorism, CT）混為一談——反恐作戰主要是以武力來消滅恐怖分子，相反反起義作戰則是為了「贏得心靈和頭腦」（winning hearts and minds），目的是將中立的大多數，甚至支持起義分子的人爭取過來，以攻心為主。亦因為這緣故，反起義作戰一直被視為「研究生水平」的戰爭，難度驟然增加。

戰略下士造成戰略效果

另一點令反起義作戰難度大增的，是在這種作戰中，無論是最高級或是最低級的人員，其行動皆會造成戰略效果，因而出現了一個所謂「戰略下士」(Strategic Corporal)的概念——本來下士僅會造成戰術效果，但現在稍一不慎所造成的錯誤，一旦經由傳媒等途徑，便會進一步擴大成戰略級錯誤，情況就像周融設立反罷課熱線，或一些中學校長和訓導主任威脅要處分罷課學生，不必要地刺激到市民，把原本不上街的都逼出來，所以很多時候，選擇什麼也不做反而是反起義一方面對挑釁的最合適反應。

事到如今，至少在理論層面上，我們看到本土政治與戰爭這兩個框架全面靠攏——戰爭理論須借助於本土政治模式，才能了解如何將行動更直接地轉化為政治效果，以及更了解人民的觀感對戰爭發展的影響，而本土政治理論則須納入戰爭理論來取得它本來沒有的戰爭概念、邏輯和國際\國外層面，因此要掌握局勢及找出應對方法，缺一不可。

台港如兩把意識形態尖刀

目前香港的「戰爭」已出現持久化的趨勢，直到下一屆特首選舉來臨前（二零一七年），都不存在解決的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長期的低強度戰爭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將導致社會不穩和經濟衰退、外資撤資等政治經濟效果。假如二零一六年台灣選舉國民黨失利，台灣變天，那麼北京將會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局，台灣和香港將猶如兩把意識形態尖刀，直插中國要害。北京可能是時候要研究一個新的框架或制度，以取代開始失效的「一國兩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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