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 2013-08-23
A21| 時事評論| By 鄭赤琰

沉默多數是安定最大能量─ 回應「打手」論


林行止先生8 月13 日的專欄大作（〈正邪蛙噪亂視聽眾情激蕩難太平〉），把「幫港出聲」（下稱「出聲」）定性為「意識層次很低的『打手』工作」，把我的參與「出聲」則落下重筆寫道： 「何以鄭教授要站到不是論政團體組織的最前線，卻猶抱琵琶，甘當『打手』般的急先鋒？……對他加入不是以理服人的『平臺』，頗為不解」。

對「出聲」有這樣的看法，筆者責不容貸，有必要撰文以正視聽；為香港、為「出聲」、為《信報》，筆者不能沒有回應，否則真的像林先生那樣以為香港已淪落到連教授也上街站到「占中」的反面當「打手」，《信報》的長期作者也變得不能以理服人而「甘當打手」，呼籲沉默的多數「出聲」也都是無腦的「打手」集團。這個誤會太大了，不能沉默！

林先生是我一向敬重（注意沒有括弧）的傳媒「大佬」（加括弧沒有貶意），也有「香江第一健筆」的稱譽。身為那麼有地位的媒體人，我也不解，身為林先生的長期作者，身為林先生的三十載「朋友」（以文會友之意，既然被視為「打手」，不得不加上括弧以表不敢高攀），為什麼在下筆討伐前，不搖個電話瞭解真相？

一、不是「打手」集團

先說明的第一點： 「出聲」不是「打手」集團，也不是「用手不用腦」的勾當。有沒有思想性行為？在8 月8 日的記者會上，我、何濼生和雷鼎鳴三人已為「出聲」作出不是沒腦的論述。各家媒體也有輕重不同的報導，周融在會上答記者問起「占中」站在道德高位， 「出聲」有什麼高明可以反對「占中」。周先生回答時用「法治」與「道德」對比的思維指出：以違法行為觸亂香港便是「邪」，維護法治而「出聲」便是「正」。

他作出這回答時，一問一答，都還是「假設」性的問答，周先生在電視臺與戴耀廷教授討論「占中」時，也都說明，一日沒真的去到「占中」，戴教授還是正人君子；一日「占中」開步了，真的不觸發香港亂事，還是正人君子。由此可見，周先生所說的不是「占中」邪不邪，而是違法亂不亂港才能有定奪。

當然，也有人會視「占中」即使觸亂香港，也是由於「真普選」的訴求得不到中央的肯定回應，才「不惜以身試法，有如『死士』的最後一擊，非到別無選擇，不會無謂『犧牲』！」持「壯士」觀點認同「占中」者，當然也大有人在。

與此同時，反對「占中」的人也大有人在。只要一天「占中」沒發生、只要「占中」不觸亂，所有有關「占中」的討論，即使有贊成、有反對，都還是民主社會應有的言論自由。若持這態度視戴和周的「正邪論」，不是彼此入罪，不是「蛙噪亂視聽」，頂多只能說是「警訊」，不是嗎？戴教授自己也警告說：若得不到真普選，香港會亂。

二、不是「打手」層次

說到「出聲」意識層次高低的問題，認定其為「打手」層次，顯然也是誤會。在8 月8 日記者會上，我自己的發言已開宗明義說明兩點：一、我說自己曾三度見證英殖民地結束的情況，一是馬來西亞，二是新加坡，三是香港，而且還說出早在中英開始展開外交談判香港主權回歸前，我已出版一本書《主權回歸與香港前途》，書中我說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結束殖民地的經歷。

馬來西亞殖民地化後出現的政治現實，是由單元馬來亞社會變成多元種族馬來亞社會，馬來人的回教、華人的儒家傳統、印度人的興都教，三教宗教色彩深厚，種族價值觀南轅北轍，建國前後發生政治糾紛而引起種族衝突，加上馬共反殖反帝的遊擊戰；新加坡也由於七成半是華人而令馬來亞的巫人感到不安，加上左右派意識形態的鬥爭、工會罷工、學潮失控而發生大暴動。結果兩地經歷半個世紀多的政治掙扎，才把種族和意識形態問題紓解下來，好不容易的堅持、難能可貴的經驗就是把「安定」當為首要的執政工作。

為了重建社會秩序，馬來西亞全國頒佈緊急命令，所有人權和自由凍結，國會停頓；經此一役，三大種族痛定思痛，對政府的非常政策大家持相忍為公的態度，以時間換回自由和民主的空間。大家都清楚，自由與民主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不諒不解不忍的話，三大種族無可能共處一地共同建國。即使是未臻民主的最高境界，南非的黑人民權運動之父已聞風前來馬來西亞取經，參考馬來西亞種族政治相處之道；之後曼德拉政府草擬七百頁的種族政治管治方針。

說到新加坡的情況，政府為了堅持政治安定的環境條件，把重大的法治措施都用上了，為了平定暴亂，鎮暴隊從無到有，為了杜絕學潮，中學聯會長孫羅文坐牢直到他向電視觀眾認錯，還任職「國家青年領袖訓練學院」教導青年精英如何承擔國家社會責任。南洋大學出身的謝太寶坐政治牢比曼德拉還長幾年。直到八十年代還有天主教會的人士因其教會背景而被抓系獄，還累及教會。

這種種非常手段的最大理據，就是求取新加坡的安定建國，否則無可能建立一個安定而繁榮的多元種族新加坡。早年李光耀的這種非常手段何嘗不遭到西方媒界政界百般撻伐？但是他的作為何嘗不獲譽為亞洲傑出的政治家，連美國政界也讚賞有人，基辛格更說李是他的政治「錦囊」！

上述這番話我在會上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當成案例，說明經過殖民地化的地方，要建立後殖民地化的安定管治，困難重重，而香港也不例外；我在書上和會上都指出香港主權回歸，中港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意識形態」的分歧，如果矛盾處理不好，不是你革我的命，就是我革你的命（這不是危言聳聽，當年鄧小平便特別強調，不要把香港當成反革命基地，其他一切可「五十年不變」而且還可「港人治港」）。

英國1949 年面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的政治現實，對香港的管治，也特別照顧到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和一個共產主義的大陸的意識形態矛盾，凡會刺激大陸的事，都當成敏感問題，不去談不去做，怕刺激大陸而引發大陸解放香港。五十年代初立下不少「內部安全法律」，不許外國沒有外交身份的人在港搞政治，連「米勒軍營」避難的國民黨軍人不許持械，不許把香港當成國民黨的反共基地，不許搖國民黨旗。

多年以來，大陸來港避難的人，美國想當成「難民」收容赴美定居，也被英港政府拒絕，說他們不是「難民」（據聯合國難民公約：因意識形態、種族衝突、宗教衝突，而有政治迫害之實，逃離本土，才屬難民）；連陳香梅出面說動甘乃迪總統交涉，也不得要領。類似這種不敢刺激大陸的事例，罄竹難書，英港政府一直如此對待大陸，正是為香港的安定著想。

我在記者會上說出三地的問題，現在再寫出來，目的是借鑒，借鑒不一定是照抄她們的辦法，但維持安定則肯定是任何社會的沉默大多數人與其政府的最高政治原則，即使是革命手段，也只能是在「破」之後，能重建長治久安的可能，革命才有其正義性，否則沉默多數不可能跟著跑以至支持革命。希望我援引星馬兩地的案例和英港的做法，不要有人給我扣帽子，說我是「靠嚇」的「打手」。

三、不「論政」有其因

「出聲」不「論政」之說，是不組黨、不參黨、不遊行、不示威、不上街搞對抗。有此想法也是基於有見於香港的政黨已形成對立相向，在立法會對立，無法在「真普選」見到有共識方案，甚至衍生到連《議事程式》也百般破局，抗爭團體也日益趨向街頭對抗，甚至已然開始走向失控而對罵對打的場面。政府的一舉一動，也有人以行動文宣雙管宣告否定其統治的正當性；至於「占中」一事，我本人也不是不「論政」，單在《信報》便寫了文章直接批評其「盲點」有三。

說的是「任何政改方案須要先有三分之二的立法會通過，然後再由特首認同，最後報人大常委去批准」。這個法定程式很清楚，由下（香港）而上（中央），而「占中」卻顛倒這個法定程式，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是民主，由上而下是獨裁，這是國際公認的政治民主常規。而「占中」舍立法會而向中央敲門，要中央給「占中」訂出來的「真普選」提議命令立法會通過。「占中」口口聲聲說中央不放行「真普選」是獨裁，若秉持民主原則，不是要中央去獨裁「占中」方案，而是要發動主流民意突破立法會這一關，才是民主之道。

四、不是「猶抱琵琶」

我本人之所以參與（公開在記者會上合手拍照，而且站在中央，可見不是「猶抱琵琶」） 「出聲」，正是有見於香港的政局發展已愈來愈失去耐性，深怕諸多刺激大陸的政治行動，港英政府不為的，現在都出現。面對這種局勢發展，想到熱中參政的一群已經僵持不下，唯一的希望便是call出「沉默多數」（silent majority），搭建「出聲」平臺，好讓他們表達香港最大多數人的訴求：政治安定！在馬來西亞如此，一直都是最大多數人通過各種形式去支持堅持安定治政的人執政。新加坡的李光耀更想出通過「強制性選舉投票」的制度call全部選民出來投票選賢與能。

「出聲」不止於為「占中」的事出聲，今後當遇上重大議題有人「亂彈」而誤導港民視聽時，也會採用學術論證的態度去「出聲」，相信只要能call出沉默多數出聲，香港怎樣也亂不起來！要沉默多數出聲是個大學問，不是無見識的「打手」行為。

至於林先生渴求的「良好選舉」制度，也非一個「真普選」、連年的「遊行示威」可以催穀出來的，而是要靠政黨各展高見，通過選舉較量誰個方案得孚眾望，還要靠異見者相忍為港，才是民主之道。不知林先生以為然否？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路成員

鄭赤琰

信報財經新聞 | 2013-08-23
A21| 時事評論| By 鄭赤琰

沉默多數是安定最大能量─ 回應「打手」論


林行止先生8 月13 日的專欄大作（〈正邪蛙噪亂視聽眾情激蕩難太平〉），把「幫港出聲」（下稱「出聲」）定性為「意識層次很低的『打手』工作」，把我的參與「出聲」則落下重筆寫道： 「何以鄭教授要站到不是論政團體組織的最前線，卻猶抱琵琶，甘當『打手』般的急先鋒？……對他加入不是以理服人的『平臺』，頗為不解」。

對「出聲」有這樣的看法，筆者責不容貸，有必要撰文以正視聽；為香港、為「出聲」、為《信報》，筆者不能沒有回應，否則真的像林先生那樣以為香港已淪落到連教授也上街站到「占中」的反面當「打手」，《信報》的長期作者也變得不能以理服人而「甘當打手」，呼籲沉默的多數「出聲」也都是無腦的「打手」集團。這個誤會太大了，不能沉默！

林先生是我一向敬重（注意沒有括弧）的傳媒「大佬」（加括弧沒有貶意），也有「香江第一健筆」的稱譽。身為那麼有地位的媒體人，我也不解，身為林先生的長期作者，身為林先生的三十載「朋友」（以文會友之意，既然被視為「打手」，不得不加上括弧以表不敢高攀），為什麼在下筆討伐前，不搖個電話瞭解真相？

一、不是「打手」集團

先說明的第一點： 「出聲」不是「打手」集團，也不是「用手不用腦」的勾當。有沒有思想性行為？在8 月8 日的記者會上，我、何濼生和雷鼎鳴三人已為「出聲」作出不是沒腦的論述。各家媒體也有輕重不同的報導，周融在會上答記者問起「占中」站在道德高位， 「出聲」有什麼高明可以反對「占中」。周先生回答時用「法治」與「道德」對比的思維指出：以違法行為觸亂香港便是「邪」，維護法治而「出聲」便是「正」。

他作出這回答時，一問一答，都還是「假設」性的問答，周先生在電視臺與戴耀廷教授討論「占中」時，也都說明，一日沒真的去到「占中」，戴教授還是正人君子；一日「占中」開步了，真的不觸發香港亂事，還是正人君子。由此可見，周先生所說的不是「占中」邪不邪，而是違法亂不亂港才能有定奪。

當然，也有人會視「占中」即使觸亂香港，也是由於「真普選」的訴求得不到中央的肯定回應，才「不惜以身試法，有如『死士』的最後一擊，非到別無選擇，不會無謂『犧牲』！」持「壯士」觀點認同「占中」者，當然也大有人在。

與此同時，反對「占中」的人也大有人在。只要一天「占中」沒發生、只要「占中」不觸亂，所有有關「占中」的討論，即使有贊成、有反對，都還是民主社會應有的言論自由。若持這態度視戴和周的「正邪論」，不是彼此入罪，不是「蛙噪亂視聽」，頂多只能說是「警訊」，不是嗎？戴教授自己也警告說：若得不到真普選，香港會亂。

二、不是「打手」層次

說到「出聲」意識層次高低的問題，認定其為「打手」層次，顯然也是誤會。在8 月8 日記者會上，我自己的發言已開宗明義說明兩點：一、我說自己曾三度見證英殖民地結束的情況，一是馬來西亞，二是新加坡，三是香港，而且還說出早在中英開始展開外交談判香港主權回歸前，我已出版一本書《主權回歸與香港前途》，書中我說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結束殖民地的經歷。

馬來西亞殖民地化後出現的政治現實，是由單元馬來亞社會變成多元種族馬來亞社會，馬來人的回教、華人的儒家傳統、印度人的興都教，三教宗教色彩深厚，種族價值觀南轅北轍，建國前後發生政治糾紛而引起種族衝突，加上馬共反殖反帝的遊擊戰；新加坡也由於七成半是華人而令馬來亞的巫人感到不安，加上左右派意識形態的鬥爭、工會罷工、學潮失控而發生大暴動。結果兩地經歷半個世紀多的政治掙扎，才把種族和意識形態問題紓解下來，好不容易的堅持、難能可貴的經驗就是把「安定」當為首要的執政工作。

為了重建社會秩序，馬來西亞全國頒佈緊急命令，所有人權和自由凍結，國會停頓；經此一役，三大種族痛定思痛，對政府的非常政策大家持相忍為公的態度，以時間換回自由和民主的空間。大家都清楚，自由與民主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不諒不解不忍的話，三大種族無可能共處一地共同建國。即使是未臻民主的最高境界，南非的黑人民權運動之父已聞風前來馬來西亞取經，參考馬來西亞種族政治相處之道；之後曼德拉政府草擬七百頁的種族政治管治方針。

說到新加坡的情況，政府為了堅持政治安定的環境條件，把重大的法治措施都用上了，為了平定暴亂，鎮暴隊從無到有，為了杜絕學潮，中學聯會長孫羅文坐牢直到他向電視觀眾認錯，還任職「國家青年領袖訓練學院」教導青年精英如何承擔國家社會責任。南洋大學出身的謝太寶坐政治牢比曼德拉還長幾年。直到八十年代還有天主教會的人士因其教會背景而被抓系獄，還累及教會。

這種種非常手段的最大理據，就是求取新加坡的安定建國，否則無可能建立一個安定而繁榮的多元種族新加坡。早年李光耀的這種非常手段何嘗不遭到西方媒界政界百般撻伐？但是他的作為何嘗不獲譽為亞洲傑出的政治家，連美國政界也讚賞有人，基辛格更說李是他的政治「錦囊」！

上述這番話我在會上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當成案例，說明經過殖民地化的地方，要建立後殖民地化的安定管治，困難重重，而香港也不例外；我在書上和會上都指出香港主權回歸，中港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意識形態」的分歧，如果矛盾處理不好，不是你革我的命，就是我革你的命（這不是危言聳聽，當年鄧小平便特別強調，不要把香港當成反革命基地，其他一切可「五十年不變」而且還可「港人治港」）。

英國1949 年面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的政治現實，對香港的管治，也特別照顧到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和一個共產主義的大陸的意識形態矛盾，凡會刺激大陸的事，都當成敏感問題，不去談不去做，怕刺激大陸而引發大陸解放香港。五十年代初立下不少「內部安全法律」，不許外國沒有外交身份的人在港搞政治，連「米勒軍營」避難的國民黨軍人不許持械，不許把香港當成國民黨的反共基地，不許搖國民黨旗。

多年以來，大陸來港避難的人，美國想當成「難民」收容赴美定居，也被英港政府拒絕，說他們不是「難民」（據聯合國難民公約：因意識形態、種族衝突、宗教衝突，而有政治迫害之實，逃離本土，才屬難民）；連陳香梅出面說動甘乃迪總統交涉，也不得要領。類似這種不敢刺激大陸的事例，罄竹難書，英港政府一直如此對待大陸，正是為香港的安定著想。

我在記者會上說出三地的問題，現在再寫出來，目的是借鑒，借鑒不一定是照抄她們的辦法，但維持安定則肯定是任何社會的沉默大多數人與其政府的最高政治原則，即使是革命手段，也只能是在「破」之後，能重建長治久安的可能，革命才有其正義性，否則沉默多數不可能跟著跑以至支持革命。希望我援引星馬兩地的案例和英港的做法，不要有人給我扣帽子，說我是「靠嚇」的「打手」。

三、不「論政」有其因

「出聲」不「論政」之說，是不組黨、不參黨、不遊行、不示威、不上街搞對抗。有此想法也是基於有見於香港的政黨已形成對立相向，在立法會對立，無法在「真普選」見到有共識方案，甚至衍生到連《議事程式》也百般破局，抗爭團體也日益趨向街頭對抗，甚至已然開始走向失控而對罵對打的場面。政府的一舉一動，也有人以行動文宣雙管宣告否定其統治的正當性；至於「占中」一事，我本人也不是不「論政」，單在《信報》便寫了文章直接批評其「盲點」有三。

說的是「任何政改方案須要先有三分之二的立法會通過，然後再由特首認同，最後報人大常委去批准」。這個法定程式很清楚，由下（香港）而上（中央），而「占中」卻顛倒這個法定程式，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是民主，由上而下是獨裁，這是國際公認的政治民主常規。而「占中」舍立法會而向中央敲門，要中央給「占中」訂出來的「真普選」提議命令立法會通過。「占中」口口聲聲說中央不放行「真普選」是獨裁，若秉持民主原則，不是要中央去獨裁「占中」方案，而是要發動主流民意突破立法會這一關，才是民主之道。

四、不是「猶抱琵琶」

我本人之所以參與（公開在記者會上合手拍照，而且站在中央，可見不是「猶抱琵琶」） 「出聲」，正是有見於香港的政局發展已愈來愈失去耐性，深怕諸多刺激大陸的政治行動，港英政府不為的，現在都出現。面對這種局勢發展，想到熱中參政的一群已經僵持不下，唯一的希望便是call出「沉默多數」（silent majority），搭建「出聲」平臺，好讓他們表達香港最大多數人的訴求：政治安定！在馬來西亞如此，一直都是最大多數人通過各種形式去支持堅持安定治政的人執政。新加坡的李光耀更想出通過「強制性選舉投票」的制度call全部選民出來投票選賢與能。

「出聲」不止於為「占中」的事出聲，今後當遇上重大議題有人「亂彈」而誤導港民視聽時，也會採用學術論證的態度去「出聲」，相信只要能call出沉默多數出聲，香港怎樣也亂不起來！要沉默多數出聲是個大學問，不是無見識的「打手」行為。

至於林先生渴求的「良好選舉」制度，也非一個「真普選」、連年的「遊行示威」可以催穀出來的，而是要靠政黨各展高見，通過選舉較量誰個方案得孚眾望，還要靠異見者相忍為港，才是民主之道。不知林先生以為然否？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路成員

鄭赤琰